「倭」國改稱「日本」國的說法，一說乃是武曌(武則天)改稱，見於《史記》，卷二，
〈夏本紀〉 張守節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說明百濟之後，按曰：「武后改倭國 為日本國」；
《史記》，卷一，〈五帝本紀．帝舜〉張守節《正義》同樣引《括地志》說明百濟之後，
按曰：「倭國，武皇后改曰『日本國』。」
兩處均簡單說明倭國改稱「日本國」是由武曌所改，但改於何時？依然不明。
按，張守節生卒年不詳，根據其著作《史 記正義》（三十卷），〈序〉說：「守節涉學三十餘年」，
序文末說該序寫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（736）八月，由此往上追溯其治學起始時間，
當在武曌建周稱帝時期，即久視元年（700）前後。只是張守節稱武曌為「武皇后」，
這是採用開元時期的稱呼。武曌何時改稱日本？
若由高宗自顯慶以來因風疾而漸不能問政，麟德元年（664）十二月殺上官儀後，武后垂簾聽政，
與高宗號稱 「二聖 」一事看來（《舊唐書．高宗本紀 》），仍當以咸亨元年 （670）改稱倭為日本。
其因，或許由於倭使對改稱「日本」之理由有不同講法，唐廷無法採擇，乃由武后代高宗裁定，改倭為 「日本」。
若再參照最近發現百濟人「祢軍墓誌」所示「武皇后改曰日本國」一事，推斷在高宗咸亨元年，應可接受。
張守節在《史記正義．序》記述此事時，雖已距武皇后改倭為日本時有六十多年，就目前傳存的文獻而言，
仍然是最直接的說明，可信度高。由以上所述，「日本」國號取代倭國名稱，
在中國的定位，則確立於高宗咸亨元年（670）武曌皇后干政之際。
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後 ， 制定行政組 織， 實施土地及賦役改 革，積極仿唐建設法制國家，
以確立王權支配體制。660 年，百 濟為唐所亡；663 年，唐軍於白江口大敗流亡百濟軍隊及倭國水軍，
倭國勢力從此退出朝鮮半島。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，遷都於大津，頒佈《近江令》，以圖重新推行改革大業。
同年，唐平高句麗。669 年，倭國派遣第七次遣唐使，賀平高句麗。
670 年（唐高 宗咸亨元 年），到唐朝上朝時，奏稱 ：「惡倭名，更號日本 。 」（《新唐書．東夷．日本國》）
可見「日本」國號在 670 年稍前在其國內既已出現。就日本國內情勢而言，更改國號最有可能出現的時機，
當即天智朝於 668 年頒行所謂《近江令》之際。但是在唐朝，雖於高宗咸亨元年（670），
遣唐使來朝時，得知日本已由倭改稱「日本」，只是為何改稱「日本」？使者之間居然說法紛紛，
乃由武則天確定使用「日本」國號。因此，從唐朝的立場看 「日本」國號的成立，應設定在 670 年；
從日本史的立場看「日本」國號的成立，應設定在 668 年《近江令》頒行之際。
2011 年 發現的「（百濟人）祢軍墓誌」（卒於 678 年），誌文中提到「日 本」，
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金石文當中最早提到「日本」的，也是在時間上最接近 670 年建立「日本」國號的證據。
670 年建立「日本」國號，應可塵埃落定。
672 年，日本爆發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和天皇胞弟大海人皇子，為爭奪皇位繼承權而發生長達約一個月的內亂。
此即所謂 「壬申之亂」。結果大友皇子被大海人皇子所敗，大海人皇子次年即位，此即天武天皇。
國都由近江（滋賀縣大津市）遷至飛鳥凈御原宮（奈良），重建秩序，並改革制度，繼續推行中央集權措施。
681 年進行編纂《淨御原令》，689 年頒行。1998 年奈良飛鳥池遺跡發現書寫「天皇」的木簡，
被推定為天武朝之物，這是到今日發現「天皇」稱號最早的證物。依此看來，以往的王號或大王號改稱為「天皇」，
進而建立天皇制，可能初定於《淨御原令》（681 編纂、689 頒行），
至《大寶令》（701 編成、702 頒行）而 法制化，《養老令》（718 編纂、757 頒行）更為詳備。
其淵源，可能受唐高宗稱「天皇」的影響。
到八世紀之際，日本的律令國家建設，可說已建制天皇為頂點的「專制君主制」。
總之，日本自七世紀中葉以來，即積極力求鞏固以王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，約半個世紀期，抑制豪強，
數度派遣唐使，仿唐建立制度，中間經過在朝鮮白江口之役的大挫敗、王位繼承。
之爭等內外困境，轉而從事內政建設，終於走出建制律令國家體制。
最受令人矚目的表現，即將國號由「倭」改稱「日本」，
進而 由「王」（大王）號改稱「天皇」，以強化領導中心。
兩者的建制，雖非同時，但透過法制建設，而致力於朝向鞏固以王權為中 心的中央集權體制目標則不變，
其動力即在東亞世界中謀求自立自強，而成為禮義之邦。
